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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邓丽君已哭成泪人，林成森默默递过手帕。

    “电影，”

    许鞍华擦掉眼泪，声音坚定，“必须对得起这份重量。”

    下午三点，剧本讨论会。

    张敬先生被安排在贵宾室休息，但老人坚持要参加。

    “总司令的故事，该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“特别是年轻人。现在台湾的课本，不提这些了。”

    赵鑫亲自推轮椅，把老人带到创作中心。

    “张伯伯，我们想用夫人的故事，但不是直接拍传记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恭敬说，“我们想探讨：当个人爱情遇上国家大义，当短暂婚姻遇上终身坚守，这种选择的重量。”

    老人点头：“夫人常对我说，她守的不是寡，是‘义’。夫妻之义，家国之义。她说‘吾夫为国尽忠，我当为夫尽义’。”

    黄沾飞快记录，嘴里喃喃：“为国尽忠，为夫尽义，这八个字，抵得过千言万语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电影里的遗孀，名字可以虚化，但精神必须真实。”

    赵鑫总结，“叫她林文秀吧。丈夫陈国忠，1940年殉国的少将师长。她1949年带七岁儿子到台湾，终身未嫁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举手：“那我演的巴黎艺术家，是不是该有个对应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王家卫声音，从扬声器传来（越洋电话一直通着），“巴黎艺术家不断换情人，是因为害怕承诺的重量。当他听说林文秀的故事，第一反应是‘这太不自由了’，但深入了解后，开始怀疑自己所谓的‘自由’，是不是只是逃避重量的借口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是对话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眼睛发亮，“一个不断摆脱重量，一个主动背负重量。最后在香港，艺术家问遗孀：‘你后悔吗？’遗孀答：‘我遗憾，但不后悔。遗憾他没能看到太平，不后悔替他守着这份太平的念想。’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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