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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钱深拎旧皮箱冲出闸口，身后跟着一位白发苍苍，但腰杆笔直的老人。

    正是张敬参谋长。

    创作中心，临时改成战时指挥室。

    张敬先生坐主位，面前摊开一张泛黄的鄂西北地图，手指颤抖指向南瓜店位置。

    “民国二十九年五月，日军集结三十万兵力，发动枣宜会战。”

    老人声音沙哑但清晰，“总司令（他仍习惯这样称呼张自忠）亲率第七十四师两个团渡襄河，直插敌后。临行前，他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。”

    老人闭上眼睛，仿佛回到四十年前那个清晨：

    “‘今日之事，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：第一条是敷衍，大家敷衍，一切敷衍，这条路是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民族；第二条是拼，拼完算数，这条路生死有命，但对得起良心。’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，鸦雀无声。

    “五月十六日，南瓜店。”

    老人手指在地图上画圈，“日军调集五千兵力，二十余门山炮，包围总司令所在阵地。从清晨打到午后，两个团拼得只剩五百人。总司令左臂中弹，仍持枪督战。下午三时，日军冲上阵地。”

    老人停顿很久，才继续说：

    “总司令身中七弹。最后一刻，他对身边副官说：‘吾力战死，自问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长官可告无愧，良心平安。惟望我等死后，能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。’”

    许鞍华眼泪，砸在笔记本上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当时知道吗？”她哽咽问。

    “重庆方面，瞒了三天。”

    老人叹气，“最后还是冯治安将军，亲自去报丧。夫人听完，只说一句：‘我知道了。’然后转身进屋，三天没出来。再出来时，头发白了一半。”

    钱深打开皮箱，小心翼翼取出一个油纸包。

    里面是十几封泛黄信件，最上面一封字迹娟秀：

    “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初七，吾夫殉国已七七四十九日。昨夜梦见他说‘敏慧，替我看看太平盛世’。醒来泣不成声。太平终会来，但与我共看之人已不在。今世既无此缘，便用余生守此誓言。不嫁，不改，不悔。”

    落款：李敏慧，于重庆。

    “这是夫人1949年离渝前，写给留在内地亲友的最后一封信。”

    钱深轻声说，“她说‘此去台湾，非为苟活，为守吾夫忠烈之名不蒙尘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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