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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徐大雯没回答。

    她问：

    “饿不饿？”

    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。

    他看着妻子的手。

    那只手1968年冬天，把最后一个热红薯，塞进牛棚门缝。

    那只手1976年守在手术室外，握着病危通知书，握了一夜。

    那只手1980年，替他量中山装袖子。

    说“长两寸没关系，放下手看不见”。

    他接过保温桶。

    “饿。”

    “那回家吃。”

    徐大雯转身走在前面，步子不快不慢。

    谢晋跟在后面，拖着一只旧皮箱。

    轮子轧过水泥地，声音像1968年冬天牛棚那扇门。

    推开关上，推开关上。

    走到停车场，他忽然停住。

    “大雯。”

    妻子没回头。

    “我接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徐大雯拉开车门。

    “筷子？”

    “筷子。”

    她坐进驾驶座，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。

    六十三岁的男人，站在停车场中央。

    左手拎着一只保温桶，右手拖着一只旧皮箱。

    眼眶红着。

    嘴角弯着。

    像1957年那天，他拿着《女篮五号》的场记板。

    说“大雯，我要拍电影了”时候的样子。

    她发动引擎。

    “上车上车。银耳羹凉了。”

    1981年9月18日，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封，从上海航空挂号寄来的信。

    赵鑫拆开。

    里面没有信纸。

    只有一张照片。

    照片上，谢晋坐在上海家中那张旧藤椅上。

    藤椅扶手缠着黑胶布。

    他面前的小方桌上，并排放着三样东西。

    一尊威尼斯金狮。

    一双接回四截的乌木筷。

    三份油印剧本。

    《家庙》

    《新世界》

    《如归》

    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。

    不是“我拍完了”。

    不是“谢谢”。

    是，“小赵，锅热好了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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